纪录片和互联网 0310
作为新浪联合创始人，蒋显斌创立了 CNEX，他是那些认为纪录片可以像互联网产业一样发展起来的人中的一员。对此，现在无人可以证明或者证伪，但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归途列车》本身没多少可说之处，它讲述了一个打工家庭三年的春运历程。闭着眼睛，人们都可以数出它需要的元素 —— 拥挤的车站、一票难求、逼仄的租房、拼命工作的中年、叛逆的留守儿童…… 人们感动于那个实实在在的故事映射了自己的生活，但从艺术上无甚超越，甚至过于平均而像电视台的节目 —— 这也确是必然的，因为它正是中国互联网的故事：“说一个好的故事给外国投资人，然后获得投资，将这个故事演绎给更多的人，或者退出”。
还记得三年前的《沿江而上》吗？《归途列车》复制了前辈的技术和运作，换了一个故事，换了一批人；更大的投资，更新的拍摄科技，也许更好的收益。我们可以自然的想见这个故事还会重复许多次，许多年；也可以想见会有愤青认为这是将中国故事的贱价出售；会成为蕴含价值可大可小的产业，终于也会因为鱼龙混杂而破坏了投资环境，就像互联网一样。
据说《归途列车》获得了一百万美元投资，这是更多大陆纪录片导演一辈子的作品之和都无法获得的，后者更多时候是不计回报的投入，以其它方式讨生活的闲暇，再考虑下有产品无产业的中国纪录片市场。这种考虑只造成了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山头，他们注定将被作为开拓者被人们记住，可爱、可敬、又可怜，却无法成为主流。
打工仔的春运 0210
两年前的这时，我写《火车故事结束》，从此的三个春节，我几乎都只能做飞机回家 —— 这个“几乎”，如果不是今年航班临时取消，也不用加上。
广州和成都铁路局施行实名制，北京局将预售期砍了一半，目的都是打击黄牛，但从个人体验，是一点帮助都没有。提前十天，我和同事临晨四点半就到北京北站买回武汉的直快，排在第八位，到九点十分已经没票了。后来据票贩子说，只有排第一位才能放心地买到票，排到第三位已经非常危险，排在第一位的代价就是在火车站呆整宿。
当天已经能联系到高价票，我联系元旦去哈尔滨时交易的黄牛，说每张加￥150，嫌贵，没买，后来我们很后悔，这是后话。当晚又联系到加￥30的，说要到西站取票，我们很激动，和另外一位武汉的同事屁颠屁颠过去，临到又打不通黄牛电话了，我们杵了许久，将要离开，立即又能通上电话，黄牛说换地方，我们很听话，接着电话又是不通…如此折腾了两个小时，黄牛始终不敢露面，只在最后给了电汇的方案，就是一个人取票一个人在 ATM 打款0。我们觉着风险太大，遂放弃。
黄牛怕警察钓鱼，乘客怕黄牛诈骗，这就是和谐社会的特征。后来我也做了一回“没有诚信的大学生”，这还是后话。
接下来的小一周，我抽空就在网上找转让票的信息，也不是完全找不到，但不是晚来一步，就是硬座去宜昌的。我上大学时最喜欢坐十几二十个小时回家，可惜现在精神没那么坚强，加上和 Coral 一起，就完全放弃了硬座。
然后就买机票了，下单之后我已经下了决心，今后就别省钱，早点买机票省心，这个决心只维持了四天，直到去往襄樊的航班取消。
那天白天襄樊还没下雪，天气预报说晚上有雪，而我们的航班如果准点，是下午抵达的。也许国航考虑延误不能降落的风险，在起飞前半小时取消了航班，此时乘客们已经悉数到了登机口。因为取消得突然，国航没有履行及时通知的承诺1，群众意见非常大，半个航班的人围住国航工作人员要求立即转飞武汉，情绪激动，最后甚至跑到安检口举着标语齐喊“国航无耻”。这在平时是否能造成新闻事件我不知道，但在春运，我想如果不见血，连记者都吸引不了，更别说对国航有什么影响2了。
我和 Coral 没有闹起来，但除了等在机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国航的工作人员最后给大家的承诺是安排食宿，明天再争取直飞襄樊或者转飞武汉，这是磨了四个小时之后达成的。事后我觉得国航临时取消航班虽然无奈，如果地面的解释工作能做好，或者真能高效安排当晚转飞武汉的航班，体验就会好很多。
我们被安排在北三环的中旅大厦，一家四星级的酒店，正如我们预想的，只有二星级的标准。这倒无所谓，大家真正在意的消息迟迟到第二天中午都没下来，接纳食宿的八十人3又有大半离开了，包括我们；我们算计着当天能不能飞还有很大风险，因此一早就联系了黄牛买加￥200到武汉的软卧，但去机场取行李、退票、再去取火车票少说花半天时间，于是不到中午就离开了酒店。
取票过程路过西站，按以往经验这时应该有“便宜”的黄牛票流出来，因为会有少量黄牛无法出手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我们很快拿了两张加￥100到武汉的硬卧，取消了早上联系的软卧，后者因为票要砸在手上对我很不满，我也有内疚，但毕竟是非常手段，这一出能节约小五百，还是能省则省了。
西站退票窗口前围了几百人，大多数是票贩子，少数是像我一样“淘票”的，非常混乱，外圈围了很多警察，也睁只眼闭只眼。有同事在没拿到票时也给我最后“现场淘票”的建议，但这真只能靠碰运气，对我来说，“回不了家”的成本太高，这个风险是不愿意冒的。
从航班取消后第三天早晨，我们出在了武昌火车站，就像六年前我第一次到这里，充满不确定的焦虑4。因为目的地荆门距离武汉还有小三百公里，这时再买到火车票已经渺茫，客运又有冰雪封路的危险；我们分头行动，Coral 在站里准备逃票上车，我出站到宏基排队买汽车票，最坏的打算是我在外面找不到票，再混进群众队伍逃票上火车，幸好最后搞定了两小时后的汽车票，晚点一个小时抵达，事后知道那列火车晚点好几个小时。
今天初三，我安逸地坐在柳州家中，叙述春运故事，耳边已经有好些人告诉我回程的票搞不定。比我更安逸的，lixu 等好些同学已经放弃（或者暂时放弃）了“大”城市工作，回到家乡，此时此刻，他们的选择更加可以理解了…
Read More ...感觉很年轻 1009
在不同环境下看电影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这天我跑到愚公移山看《再见 乌托邦》，一部讲述中国摇滚乐的纪录片。虽然我对音乐不了解，但这个时间跨度很吸引我，但凡有一定时间跨度的纪录片，是容易笼络人心的。
愚公移山没有提供椅子，也许惯常就是如此，放映前半个小时，地上已经坐满了披着头发的摇滚青年 —— 人是不是够摇滚，长相不是全部，但我穿着一条还算笔挺的新裤子，一看就是天天扁键盘的工人，和青春无敌的周围人等不是一路的。
张楚他们在香港举办“中国摇滚乐势力”的时候，我十岁，没有消化能力，对于九十年代初走红的摇滚乐，也是没有感情的。因此我一直认为他们的死忠应该有个三十出头，不再披着头坐在地上，叼着烟搂着女孩，也许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影片结束后何勇他们在呼啸声中走上台前，人们纷纷举起相机，如同拍摄大熊猫，对话却无法形成。
十几年前中国摇滚，对于镜头前的当事人，今天坐飞机、吃高档餐厅的当事人，是抚今忆昔，是自命清高或愤世嫉俗，是永远不再的乌托邦。但唱歌对于进京打工、几乎没钱回家的青年小畅，还是一个甜美的梦想。一边是坐在高级餐厅里抱怨创作之难的何勇，淘黑胶唱片的张楚，或者不愿意再用文字传情达意的窦唯；一边是小畅通过网络推销自己的歌声，坐在家门口的土墩上抱着吉它，和农村弟兄放情高唱真的爱你，high 到不行。电影用这两条线穿起故事，难怪何勇会说，大家何不拷问导演拍摄动机是什么。
骨子里还是愤怒的青年 0809
听转述说，512 之后三分之二的中国纪录片导演都去了汶川，这是可以想见的，也可以大概猜到在这个矛盾激烈的场合他们的视角。尽管我们还不知道“主流媒体”的定义是什么，但作为一个假想敌，“独立”导演和他们的支持者已经公然宣战。
我刻意回避有关汶川地震的纪录片，因为我情绪还不是很稳定，无法心平气和地“欣赏” —— 嗯，这个词太残忍了 ——“观看” ——“他人的痛苦”。我想我恐惧的正是自己处在“观看他人的痛苦”位置上，这和一边吃薯片一边看美伊战争，或者小孩子看湖南卫视没任何区别。
因此我决定去伊比利亚看《掩埋》的时候，就被王利波骗了，他的介绍只字不提汶川，影片的大部分时间也只谈唐山，但用力在后面，如果少了最后十五分钟，就少了百分之七十的力度，就没有了让我们这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血脉贲张的动因。
《掩埋》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找到了一帮敢于出镜的科学家或民间科学家，把憋了三十年的话说出来。他们的矛头都指向了唐山大地震时“无作为”的领导，但当事人没能在影片里回应。据王利波说，是采访不到，他的本意也不是地震预测的争论，只是探讨公众知情权和话语权，体制禁锢他们的权利。即便如此，人们最关心的，体制为什么禁锢了权利？因为缺少回应而无从探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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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看到的《众生》就平静得多，据导演自己说，因本意不在社会问题，所以把容易让人转移注意力的社会冲突都过滤掉了，留下来的是一帮隐忍、坚强、举重若轻还富有幽默的灾民，被震得只剩两条腿的神像和无牵无挂的道士是他们的支柱。导演没说清楚，一如影片主题的游移不定，坚韧的为什么坚韧，脆弱的为什么脆弱，生的力量、神的力量、亲情的力量，都是原因但都不是全部。地震也已经不是具体的灾害，只是红事白事，在这个地方更加集中一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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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我在想，到底我想得到的是什么，最后得到的又是什么。我本是冲着尤伦斯的荷兰纪录片而来，因为知道伊比利亚先放映《掩埋》，故意早点上路，结果作为愤怒青年冲着我们的体制激动一把，又为灾民的生存感动一把，这一张一弛，是让我对世界的了解更加丰富，还是让我向麻木不仁更近一步？抑或只是嚼着薯片的消遣、泡妞时的谈资？
愤怒的青年不缺乏热情和想象，行动起来却无所适从，或者“被人利用”，这着实叫人头疼。
twitter 帐户的价值 0509
06 年的时候我注册了 twitter，就像之前和之后那样，尝试新服务中的一个，我没有特别关注它，也不怎么使用它。
因为注册得比较早，因此我的账户名是 2 个字母，自己的名字，许多老外也不知道怎的，就会带上 @di 的更新，于是我收到许多无意义的会话。
这也罢了，因为不太用，所以没有直接的干扰。但如果经常收到密码重置的邮件呢？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误操作或者系统故障，后来才知道确有不少人攻击我的帐户，这颇让人不安。
今天我闲着没事阅读了 @di 的更新，发现其中确有和我说话的，就是“既然你不怎么使用它，可不可以卖给我呢？”
关于 twitter 帐户交易，已经不是新鲜事，之前有“CNN 购回 Twitter 帐户 CNNbrk”，关于收回 android 帐户的讨论，甚至专门做帐户交易的网站 tweexchange。
twitter 帐户居然可以像域名一样炒作，可见它是多么流行。但每个写字楼里都不难见到玩开心网或者校内网的小白领，却很少见到玩 fanfou 的，不知道也算不算一个“中美差异”？
唯一性规则自计算机发明起就出现了，到了互联网发展起来变成了默认的规则，这和现实生活是有差距的。全国叫“周峰”、“杨光”的人可能有十几万，但影响不大，如果有两个同样的域名或者帐户，几乎就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都被计算机洗脑了。而商业机会就建立在被洗脑的前提之上，可以想见过了一千年的人们，同样可以认为我们还生活在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