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间停留 0508
返回北京的第二天，我做出决定，加盟一家商业公司，而不是此前一直准备的德国留学。
不是留恋北京，不是缠绵爱情，不是极端民族主义，不是经济危机，我自己都觉得突然，只是内心责咎，除此再无法抚平。
父母在，不远游，首要的原因，我已离开家近五年了，除了消耗资源，并增加他们的担心，没有带来任何东西，任何。再不想为自己的所谓“深造”而持续这一过程，怕待到安稳下来，能有所贡献时，一切都晚了。
我终究还不是洒脱的人，所有的自信和自由，都有一个根基。前年元旦，母亲住院，我从武昌坐火车回家，哭了一路。这是我的家庭，不堪经受任何惊动，一定要处在随时能够回归的状态。
也不是放弃理想，反思自己一直致力于的理想，那种所谓的科学研究，表面宁静的学院生活，也许都是单纯又虚幻的。或者它在我来到珞珈山那天已然幻灭，后者正如诸多以“大学”为名的机构，将 Fachhochschule 和 Universitäet 全打包收，不经选择。又或者我爱的只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生活状态，而不是为人们增添多少智识。
智识？做一篇 Goodchild 的空头文章，又有什么价值？一个以应用为导向的学科，没有应用就没有意义。不深入一个以大众而不是行业用户为市场的商业公司，也许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大众需要的是什么，我的脑力能为他们提供的帮助。
国内的电子地图、WebGIS 市场还处在圈地运动的原始阶段，其间杂糅创意竞技、技术比拼和中国特色的江湖手腕，这是在学校永远接触不到的刺激和经验。风险更大的是，我没有像同学们一样以技术工作开始，有一个叫做余世维的人说，三十岁之前做 Product Manager 都是炮灰，我距三十岁还有六年。
我并不恐惧成为炮灰，恐惧的是，下次你再见到我，谈论的话题可能就会沦落到什么时候买 iPhone 诸如此类，消费主义的前沿谁还能保证自外其中，甚至更大的机会是缺乏自知，你刚买了 iPhone，又开始对同事的 Mini Cooper 垂涎。
无论如何，就这样开始北漂了。
德谟克拉西* 0408
看完 Why Democracy 的几部纪录长片花了好几个夜晚，其间，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了蒂姆·哈克勒的一篇评论1，随即记下，它基本上道出了我在观看后的疑惑：
在 1787 年，汉密尔顿观察了一些州议会的所作所为后断定：“（议员的）问题总是什么能够取悦而不是有益于人民。”但他进一步指出，问题出在人民自己而不是议员身上。他说，人民“小声抱怨赋税，大声抗议统治者”，然后再投票给吸引我们最恶劣本性的煽动家 ……
…… 我们还能相信杰斐逊式的民主总有一天能够实现并在非洲和中东立足？伊拉克战争的失败令人对此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丹妮尔谱莱特卡前不久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回顾过去，我曾坚信所有渴望自由的人一旦获得自由，就将很好地利用自由。我错了。”
历史证明，是文化决定了哪个国家适宜民主。历史还证明，我们能够确定民主所必需的文化 —— 启蒙文化。
正如这篇评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以“democracy”为主线策划制作的影片，很难不被人认为是“西方视角”或者“拍给西方人看”的。虽然形式各异，但作者的角度非常接近，那就是，他们在如何贯彻民主？
几乎是一种流行，民主终于成为一种巨大的诱惑，甚至道德上的正义。“伴随着自恋的蔓延，民主的合理性逐渐占了上风”，尽管利波维茨基只是把他的欧洲和美国当作小白鼠2，但相似的情形何尝不在后工业国家同时发生着。“纯粹的冷漠与在后现代共存的各对立面有着相似性，如人们虽然不去投票，但人们却对投票权情有独钟；人们虽对政治的进程没有兴趣，但对政党的所作所为却计较有余；人们虽然不读书、不看报，但人们却执著于自由表达 ……”
西式民主的遭到质问，不再是我们幼时受教那个意识形态的、“揭露资本主义黑暗面”的理由，而是伴随着民主在更多地方贯彻过程中发生的，正如“Why Democracy”的策动者，或者哈克勒一流的评论家，从民主的内地展开。这是“Why Democracy”系列最大的价值。
虽然我们看到这一系列，最终以“33个国家共同制作”为噱头，实际上只是几个独立小组分别完成的，拍摄水平上的差距不可谓不大，如果你对比来看，很可能会觉得《请为我投票》给中国纪录片人又挣了一次脸，至少它是我最喜欢的一部。
Bloody Cartoons（丹麦漫画风波），丹麦日德兰邮报刊登穆罕默德漫画事件所引发的冲突，作者为丹麦籍记者，表露强烈的倾向本国的立场；
小小摄影师 0308
你们还记得《Born Into Brothels》里的孩子吗？最近叶子的学校开摄影班，她很有兴趣地参加了。此后一有机会就到处拍 —— 用一台很老的 Nikon E5400，对她来说很大，很滑稽，不过她不介意，虽然你不能要求一个十岁的孩子理解分辨率啊什么的，她就是觉得，用台大机器比手机更像样，前提当然是端得动。
她没有成为《一一》里专拍后脑勺的小男孩，我也没办法像《Born Into Brothels》里的摄影师一样教她，倒是我那个经常旅行、并且不甘落伍的妈妈总说，不应该把别人的脑袋裁掉一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限制创造力，当然你知道，说服老人家比教小朋友更困难，（原来我已经上有老下有小啦）。
春游不是叶子第一次出去拍照，但这种完全自己控制的拍一天，到现在也没超过三次，一开始你可以看到她完全受我妈“到此一游”系列的影响，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告诉她不要管妈妈的条条框框。
“我本来想拍那个人的，但是有个小男孩突然撞过来，哎……”
你叫我们怎么教孩子 0308
周六晚上，刚刚获选的马英九站在马萧总部台前，防弹玻璃后面，说我们这一代领导人要能给孩子做楷模，这可以看作他对龙应台的回应，后者发表的助选文章在大陆广为传播，《给我们一个政治家》。
2008年3月16日，身为“教育部”官员的庄国荣面对群众，用正常的父母禁止孩子说出口的秽语侮辱马英九过世的父亲。他当晚就被迫辞职，并且道歉。我可以想象，当时在现场的“绿营”父母们，错愕之余，心里想的，多半也是这么一句话：
你叫我们怎么教孩子？
我现在才知道，“怎么教孩子”几乎是最复杂的问题。就在台湾大选前一天，我参加了平生第一次家长会 —— 对，是以家长的身份。就在我十年前离开的小学母校，本来是以春游的激动心情去的，老师告诉我，我十岁的妹妹已经和她的同学们传看言情小说了。
我错愕之余，心里想的，你们真的 Open 到给十岁孩子看言情小说了吗？
谁没有年轻过，十三年前，这么大的时候，我刚刚摆脱工笔画小人书，饥渴地翻找爸爸的书柜，他是西方文学+武侠迷，但是古龙金庸不让看，司汤达海明威不让看，于是《林海雪原》的革命英雄主义，《西游记》的魔幻浪漫主义，构成了那些年对世界的认知。当然十三年过去，代沟过了几多重，现在没人再看红色文学，比起动画片，章回小说的情节也发展过慢了。
两百多本小人书一直好好保藏着，我和爸妈都天真地认为，这些书留给弟弟妹妹是很有价值的 —— 那是小时候的爸爸买不起，只能花几分钱租来看的书，也是我童年作为严重犒赏才能得到的书 —— 可他们完全不看，也怪我爸，他到了宠孩子的年纪，电视上热播什么动画片，不出两个礼拜，家里肯定有全套 DVD，所以从五六岁到十岁，我在外面念书的时间，只看到越来越多的动画片，没有看到妹妹的长大，直到现在她开始有传看小说的需求。
于是我到书店给她买些合适的书，现在小朋友的课外读物有两种，一种是译介的探险故事，我不确定这些套路化的故事能启发想象力，更不确定他们能解决小朋友的情感需求；另一种是八十年代秦文君、郑渊洁已逐渐成为经典的儿童文学，那么多年过去，国内当红的儿童文学作家还是这些人，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从另一个角度说又落后于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后的孩子接触的东西，因此远不如前者受欢迎，也不如他们在我小时候受到的欢迎，更别说已经被卡通化的，却真正超越历史的安徒生童话了。
八十年代，我喜欢听《大海啊故乡》，它让我一直坚信自己是海边捡来的；九十年代上小学的时候，正值香港娱乐文化的鼎盛时期，那时以四大天王为代表的流行歌手，虽然没法让八九岁的孩子搞清楚怎么样“潇洒走一回”，却逐渐与我们的悸动合拍1；今天台上的四大天王只能作为中年人的青春留念，业已衰落的港台娱乐圈只能给我妹妹带来 iPod 里的 S.H.E.，这是九十年代末出生的小女孩，除了动画片主题曲和广告台词，唯一能认识的流行文化，我读高中的时候也听过《热带雨林》，但老去的 S.H.E. 们只能形成一个毫无个性和情感可言的圈子，用相互抄袭的流行代码，创造出春节晚会那样 shability 的《中国话》，首先牺牲的就是真诚。
我们经常见到家长干涉孩子看什么书，却很少见干涉孩子听什么歌，因此流行文化的认识多半从音乐开始。天使合唱团重录经典儿歌很容易，困难的是我想找到妹妹能喜欢的，没那么虚伪的音乐。法国童声合唱的对象决不是中国儿童，她们听的懂的 R&B 被匪夷所思地灌入“中国元素”，真诚或伪真诚的国语独立音乐，还致力于扯起嗓子表现他们枯竭的创造力 …… 比照我们十多年来的听觉记忆，妹妹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
上台主持家长会的小同学
我问一个女同学，她说，我初中也看言情小说，你看我现在变坏了吗？那是，变坏也没那么容易的，可是你没觉得自己的童年太短了吗？
Read More ...《Losers and Winners》 0308
每月 400 欧元对于中国工人绝不是低工资了，但在鲁尔区的德国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拍摄《输家赢家》的同时，这一地区的工人平均每年能拿到 41068 欧元1，也就是说，是中国工人的八倍以上。
但这并不是一个剥削的故事，德国导演也并无同情心或者优越感，贯穿全片的只有他对中国工人忘我工作的敬佩。这个并不独特的事件是，“2003 年初，山东兖矿集团以六千万欧元买下了‘帝座’(Kaiserstuhl)焦炭厂的全部技术专利，并且把工厂设备以每吨 15 欧元的价格一并购入。2003-2004 年间，整个焦炭厂便由来自中国的 400 名工人拆运回国……”
输家和赢家其实并不清晰，导演朴素的拍摄方法也让整个事件一如它本身那般复杂，“我认为德国和中国工人都是失败者：中国工人拼命的工作，却看不到一点美好的前途；德国工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关闭了祖辈相传的矿井，心灵的苦闷难以表述。受益的当然是他们的雇主，成为了更高层面的康采恩，至于更多的内涵，需要观众自己去体会。”
鲁尔区导演的背景和视角让西方观众无可置辩，他们因此了解是怎样的“奉献”带来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对稍了解国情的观众而言，这个题材显然不如进入中国的血汗工厂或者中国的劳务输出来得刺激，被采访的工人有的想拿着钱回家结婚，有的想给孩子买台电脑，有的笼统地说要改善生活 …… 并不是每个工厂都能像兖矿那样支付 400 欧元月薪，而德国工业也显然远非一些评论渲染的悲凉，“这些国家（具有廉价劳动力的新兴市场）不但没有削弱德国的制造商，反而帮上一把，因为它们新生的中产阶级购买了更多的德国汽车”。3
因此，输家和赢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冲突并不是主要的，一个全球化经济的缩影和文化对立才是我喜欢的导语。新兴经济体已经有能力购买老工业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它的工人还是二十年前一样聚在电视前看春节晚会，守夜如过去几千年，挂念他的老婆孩子热炕头。我想起过年期间《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人们过去只知道那些离乡背井的庞大打工族，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脊梁；而现在，我们又再次发现，这个庞大的群体同样默默承载着千年古老文明，无怨无悔地迎风踏雪前行。”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