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和互联网 0310
作为新浪联合创始人，蒋显斌创立了 CNEX，他是那些认为纪录片可以像互联网产业一样发展起来的人中的一员。对此，现在无人可以证明或者证伪，但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归途列车》本身没多少可说之处，它讲述了一个打工家庭三年的春运历程。闭着眼睛，人们都可以数出它需要的元素 —— 拥挤的车站、一票难求、逼仄的租房、拼命工作的中年、叛逆的留守儿童…… 人们感动于那个实实在在的故事映射了自己的生活，但从艺术上无甚超越，甚至过于平均而像电视台的节目 —— 这也确是必然的，因为它正是中国互联网的故事：“说一个好的故事给外国投资人，然后获得投资，将这个故事演绎给更多的人，或者退出”。
还记得三年前的《沿江而上》吗？《归途列车》复制了前辈的技术和运作，换了一个故事，换了一批人；更大的投资，更新的拍摄科技，也许更好的收益。我们可以自然的想见这个故事还会重复许多次，许多年；也可以想见会有愤青认为这是将中国故事的贱价出售；会成为蕴含价值可大可小的产业，终于也会因为鱼龙混杂而破坏了投资环境，就像互联网一样。
据说《归途列车》获得了一百万美元投资，这是更多大陆纪录片导演一辈子的作品之和都无法获得的，后者更多时候是不计回报的投入，以其它方式讨生活的闲暇，再考虑下有产品无产业的中国纪录片市场。这种考虑只造成了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山头，他们注定将被作为开拓者被人们记住，可爱、可敬、又可怜，却无法成为主流。
感觉很年轻 1009
在不同环境下看电影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这天我跑到愚公移山看《再见 乌托邦》，一部讲述中国摇滚乐的纪录片。虽然我对音乐不了解，但这个时间跨度很吸引我，但凡有一定时间跨度的纪录片，是容易笼络人心的。
愚公移山没有提供椅子，也许惯常就是如此，放映前半个小时，地上已经坐满了披着头发的摇滚青年 —— 人是不是够摇滚，长相不是全部，但我穿着一条还算笔挺的新裤子，一看就是天天扁键盘的工人，和青春无敌的周围人等不是一路的。
张楚他们在香港举办“中国摇滚乐势力”的时候，我十岁，没有消化能力，对于九十年代初走红的摇滚乐，也是没有感情的。因此我一直认为他们的死忠应该有个三十出头，不再披着头坐在地上，叼着烟搂着女孩，也许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影片结束后何勇他们在呼啸声中走上台前，人们纷纷举起相机，如同拍摄大熊猫，对话却无法形成。
十几年前中国摇滚，对于镜头前的当事人，今天坐飞机、吃高档餐厅的当事人，是抚今忆昔，是自命清高或愤世嫉俗，是永远不再的乌托邦。但唱歌对于进京打工、几乎没钱回家的青年小畅，还是一个甜美的梦想。一边是坐在高级餐厅里抱怨创作之难的何勇，淘黑胶唱片的张楚，或者不愿意再用文字传情达意的窦唯；一边是小畅通过网络推销自己的歌声，坐在家门口的土墩上抱着吉它，和农村弟兄放情高唱真的爱你，high 到不行。电影用这两条线穿起故事，难怪何勇会说，大家何不拷问导演拍摄动机是什么。
骨子里还是愤怒的青年 0809
听转述说，512 之后三分之二的中国纪录片导演都去了汶川，这是可以想见的，也可以大概猜到在这个矛盾激烈的场合他们的视角。尽管我们还不知道“主流媒体”的定义是什么，但作为一个假想敌，“独立”导演和他们的支持者已经公然宣战。
我刻意回避有关汶川地震的纪录片，因为我情绪还不是很稳定，无法心平气和地“欣赏” —— 嗯，这个词太残忍了 ——“观看” ——“他人的痛苦”。我想我恐惧的正是自己处在“观看他人的痛苦”位置上，这和一边吃薯片一边看美伊战争，或者小孩子看湖南卫视没任何区别。
因此我决定去伊比利亚看《掩埋》的时候，就被王利波骗了，他的介绍只字不提汶川，影片的大部分时间也只谈唐山，但用力在后面，如果少了最后十五分钟，就少了百分之七十的力度，就没有了让我们这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血脉贲张的动因。
《掩埋》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找到了一帮敢于出镜的科学家或民间科学家，把憋了三十年的话说出来。他们的矛头都指向了唐山大地震时“无作为”的领导，但当事人没能在影片里回应。据王利波说，是采访不到，他的本意也不是地震预测的争论，只是探讨公众知情权和话语权，体制禁锢他们的权利。即便如此，人们最关心的，体制为什么禁锢了权利？因为缺少回应而无从探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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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看到的《众生》就平静得多，据导演自己说，因本意不在社会问题，所以把容易让人转移注意力的社会冲突都过滤掉了，留下来的是一帮隐忍、坚强、举重若轻还富有幽默的灾民，被震得只剩两条腿的神像和无牵无挂的道士是他们的支柱。导演没说清楚，一如影片主题的游移不定，坚韧的为什么坚韧，脆弱的为什么脆弱，生的力量、神的力量、亲情的力量，都是原因但都不是全部。地震也已经不是具体的灾害，只是红事白事，在这个地方更加集中一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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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我在想，到底我想得到的是什么，最后得到的又是什么。我本是冲着尤伦斯的荷兰纪录片而来，因为知道伊比利亚先放映《掩埋》，故意早点上路，结果作为愤怒青年冲着我们的体制激动一把，又为灾民的生存感动一把，这一张一弛，是让我对世界的了解更加丰富，还是让我向麻木不仁更近一步？抑或只是嚼着薯片的消遣、泡妞时的谈资？
愤怒的青年不缺乏热情和想象，行动起来却无所适从，或者“被人利用”，这着实叫人头疼。
看片在伊比利亚 0409
尽管“看片”两个字是大白菜，但似乎没有更好的词形容这种集体活动了，“看”不是“观、赏”，没有门槛，不需要端着姿态；“片”也不是“电影、作品、艺术品”，同时有一种“看 〇 片”那种猥猥琐琐的乐趣。
清明节，到 798 凭吊我那点做艺术家（艺人、娱乐圈）而不得的梦想。记得那年第一次来到这里，门庭冷清，见一位在生锈的大树下摆 pose 的女人，围观良久；现如今各色人等见惯不怪，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关心这个了。
时间的推移并没有让我更自在地面对大多数的艺术作品，黄黄白白地探灯打在我面前的画作的时候，也照出我的无知和无地自容，我没有大胡子、长头发和黑框眼镜掩饰茫然的眼神，也没有脚蹬匡威鞋、身穿白衬衫的那股“清纯”劲以获得原谅…… 每一寸的油画布和玻璃钢似乎都在冲我翻白眼。
这时候你就知道小黑屋的好处，灯一熄，所有人都可以睡觉，还不会被发觉，不妨碍别人偷着乐。灯再亮起来的时候，回到现实世界的人们各有各的收获，谁说纪录片不是劳动人民的艺术？
当我为蝇营狗苟的生活讨一份时，就需要一种跳出当下状态和思维模式的东西，这种质朴而直接的需求满足才就是“看片”的乐趣。此前很长时间我都错了，建立在虚构类影片经验上的，对形式的皮毛认知真正伤害了消化系统，无法再识别营养。
因此在伊比利亚中心“看片”的过程，我很舒服地接受每一帧的跳动，然后安心地聆听人们在 Q&A 阶段的对话，那正好延续了另一段纪录，只不过镜头指向的是自己，它们似乎在哪里见过，又没有表现出来，就像《小李子》中在民工棚里就着流行歌舞蹈的小李子，特别看出像我自己。
这天看的是《敖鲁古雅，敖鲁古雅》、《西方去此不远》、《通道》、《宝道西之旅》和《小李子》，确有点暴饮暴食了。
Prieš parskrendant į žemę 1008
怀斯曼在美国本土早已过时，甚至在 90 年代视怀为圭臬的中国独立纪录片界，10 年后的导演们也逐渐挣扎出他的影响。这就是一片纪录片大陆所无法逃脱的流行风暴，就像大陆生物进化的趋同性，奇珍异兽总在海外孤岛上。
在富于原创精神的东欧电影中，《Prieš parskrendant į žemę》并无形式上的突破，它采用真实电影的拍摄方法，叙事依赖紧凑的剪裁，几条线上的素材被粉碎，塞进类似章回小说的几个章节中，获得一些形式上的节奏感。最打动人之处不是任何手段上的创新，只是导演 Arunas Matelis 以白血病患儿父亲的身份，这样的“先天优势”，捕获到拍摄对象的心理活动 —— 没有人会比你更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儿女，表达上的门槛，这时就只是一些影像经验罢了。
这么说来有些平庸，但多少我们认为出彩的设计最后流于无病呻吟。人们在流动影像中加入当代艺术元素，或者在平面作品中增加媒体，停滞于此层面上的创意，不过透露对内涵的不自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