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n Into Brothels》
以一个外行的角度，选择儿童作为纪录片拍摄对象是一种取巧，那几乎无法犯错，从张以庆的《幼儿园》，到林育贤的《翻滚吧！男孩》，从 Jeffrey Blitz 的《Spellbound》，再到 Ross 的《Born Into Brothels》，孩子们的笑脸在镜头前出现，多半就是动人的画面。
在她的第二部小说《死亡之匣》，桑塔格写道：活着和有生命可大不一样。有些人就是生命本身。而另有一些人 …… 只是寄居在自己的生命里。如果说纪录片的力量在于揭露生存的本来面目，那么选择这些绝对是生命本身的孩子，显然比面对很多已经把生命作为客栈的成年人更容易获得公正，而几乎他们要挖掘的多少还有成人世界，那么把相机发给孩子，多摸聪明的做法。
印度红灯区的孩子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接触摄影，西方世界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前者需要钱，后者需要体验，于是相机成为桥梁，孩子们用免费获得的相机和胶片记录他们周围的世界，指导他们的 Ross 拍摄这一过程，然后，照片在西方世界被出售，募捐得以组织，继而孩子们能够上学，甚至继续摄影，西方世界获得引以为豪的文化产品。
纪录片本身没有沦为西方优越论的帮凶，因为他们拍摄的动机很纯粹，导演 Briski 在片后采访这样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其中一个孩子最后有机会去到荷赛 —— 它是很多新闻人求之不得的风光体验 —— 这一段很容易流于俗套而冗长，但是 Ross 和 Briski 很好的把画面限制在他与世界其他地区孩子的交流上，从截掉的影片看，那些与孩子们日常无大关系的、带有“西方生活”色彩的片断，比如大型游乐场、参观照相馆、租车出游，都很干净的放弃了。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部有多少突破的影片，但是拍摄的事件非常成功，它符合奥斯卡那种躲躲藏藏的、商业价值和人道关怀一个都不能少的评价标准，事实上它确实得了奖，我喜欢这些照片，也希望有人关注我们那些洞中小学的孩子，或者直接把 DV 而不是相机发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