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子 2006》
“我们摄制组到牧野已经有十五年了，一直没有放弃耕田种稻，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明白了稻子是有生命的东西 ……” 1
这是二十多年前小川绅介的做法，当时这样严肃的纪录片人，要拍摄自己不熟悉的环境而又不停留在猎奇，唯一的办法就是停驻、再停驻，谁能停驻得久，几乎就意味着谁能拍出最“生活”的东西。
但是今天吴文光可能不会这样做，他带领的“村民影像计划”给了自己和影迷极大的惊喜 —— 把 DV 交给农民，教授简单的使用方法后任他们按自己的角度随便拍，跨越最基本的视觉要求后，获得了任何身着马甲、脚蹬越野靴的纪录片导演实现不了的真实感。他们能够用家庭影像的亲和力囊括“村庄”这一中国农村最小的政治单元，而又突破了家庭影像的纪录价值。
如果认为采用类似手法的《Born Into Brothels》有利用儿童之嫌，“村民影像计划”可以抛弃这种顾虑，吴文光既没有把影像夺走，也没有把自己强加入影像中，即使他谈论的理论让人难懂，也没有灌输到村民作者头脑中，后者随性拍摄的成功作品带给纪录片人最好的思考题 —— 当把纪录的权力交给一个此前完全无关系的人手中，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为这个项目激动的吴文光
邵玉珍的作品（三部片子均叫《我的村子2006》）中对媒体的无心解构可能是每次交流2都被提到的问题 —— 北京台的记者来到他们家采访的时候，反反复复诱使他们说出记者们想要的话，一句话不能多，一句话不能少，这是主流媒体省时高效而又歌功颂德的一般做法，但是从电视终端我们往往只能看到干干净净的图像，不留雕琢痕迹 —— 这一回邵玉珍似乎也拿到了武器，“我就要和你们对着干”，她把电视台诱导家人的过程用 DV 一五一十纪录下来，没人怀疑这位年过半百的大妈手中活计的真实性，产生让人哭笑不得的戏剧效果。
机不离身的邵玉珍
朴实的邵玉珍和其他村民作者并不是最关键的，我想八亿农民中不乏能拍出好片子的人，他们的绝对数量甚至超过“媒体人”和“电影人”的总数；吴文光也不是最关键的，否则这就是一个拥有话语权的纪录片人的游戏。最关键的是，恰逢其时把纪录的权力通过正确的人交给我们村民 —— 无法想见小川绅介时代能人们这样不顾片比地拍摄，无法想见商家像派发礼品一样寻求什么结果，也无法想见把 DV 交给各自成为孤岛的城市人群。好在美妙的事情就这样诞生了，DV 提前许多年进入乡村，我们提前许多年通过村民视角认识村民兄弟，它在技术发达的若干年后也是不可再造的 —— 我们喜欢纪录片，不就是喜欢它能记住一段唯一的时间么？用他们自己记住我们关心的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呢？
草场地悬挂的村民影像计划活动图（包括静态影像部分）
1、《收割电影：拍摄蹈之心》
2、我两次参加见到的邵玉珍都谈到了媒体对她的“摆弄”，并且非常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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