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是猛片
五月头四天，我去了三次草场地，吴文光的草场地，看的最后一部影片是赵大勇的《废城》，觊觎已久的片子，最后抽身离去，这个男人过于狡猾，他在完成一部商品，却在观众面前不愿意承认。
娴熟地捕捉反差和冲突，并让镜头和视角保持唯美，情感却是不真挚的，拍摄对象表现的非日常、以及导演的生硬架构上看出来，《废城》是高超技巧和感情不足的完美结合。
所谓独立纪录片，在一个缺乏独立媒体的国度，逐渐带有道德上的正义感，甚至默认了艺术上的合理性，这种正义感和合理性以畸形的、传播上的普遍失败为前提，人们相信“他拍摄此片不求回报，因而具有纯粹性，也因而可以随心所欲”，纪录片导演还沉浸在由此带来的自负和自卑中，许多人声称只是为自己而拍摄，但在制作手腕上暴露了他处处迎合一个叫做“独立制片”的圈子或者海外奖项评审的口味，只是面对任何人的时候都不会承认。
真能进入“商业化”领域说明这件物品能满足很大一部分人的需要，只是如果他还要一边享受（不重农耕依旧）轻商贾的“艺术片观众”的推崇，一边以“独立制作”为理由回避对于影片的质疑，就难免可笑。真的观众不会关心是否独立制作，就像不会关心商业电影是大制作还是小制作。“他不是为媒体拍摄”以及“我没有钱，没有 Team，只有一台机器”，这在十几二十年前已经是讨论的发语词，今天如是，怀斯曼和小川绅介从来没有走下神坛，他们的影响力渐成桎槁，以中国的内容填充几十年前制定的标准，有许多人忘记了创造。
创造的停滞如果可以原谅，那么情感的缺失如何解释？我们很少寄希望于看到惊奇的影片，因为无论怎样实验似乎都能在电影艺术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找到先行者，但我们不能接受无病呻吟，这在对待任何媒介都是同样的标准。有的放矢与无病呻吟一个看似简单的分野：“我因为某种情感的需求而实现一个作品”，还是“我因为要实现某个作品而编造一个情感”，这种编造不在于对象的虚构与非虚构，而在于出发点。“为艺术而艺术”就是一个可笑的注脚。
“我接触它，感觉它有故事，于是决定去拍摄”，纪录片导演往往声称以此为动机，此种声称毋宁说是一种身份认同，也是上述第二种状况，先开机，再寻找一个内核，然后从漫无边际的拍摄中抽出最具结构性的可能，攒成故事。非有最高明的手段不能藏匿积累的不足。没有前戏，没有高潮。